30年从启蒙到自觉 文学呼唤那份坚守

1978年的夏天，对于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曾经害怕在“政治上出问题”被锁进抽屉的手稿，于当年8月刊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卢新华的《伤痕》，成为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滥觞。
    3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阅读那些在艺术上略显粗糙的文本，会发现它们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本身。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传播渠道上，又收获了与现代文学30年相异的成果，也体验着社会剧变带来的新的困惑。
   【寻根探索】
    文学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生活的突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文化启蒙”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等作品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分担了对时代命运进行思考和构想的重任。
    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大量西方艺术思潮的引入，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等文学潮流此起彼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在一系列的文本实验中，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在哪里，作家应该如何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卸去附加在文学身上的社会教化功能，“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为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阿城的《棋王》、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在这些读者熟悉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对世俗生活的呈现，或者是对个体经验的描述，中国文学背负多年的重担减轻甚至消失了，文学在“重新发现人的价值”这一命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各个侧面表现了社会变革下人们精神和生活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文学回到自身的一个过程”，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骥才说，“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宽广，作家对时代风貌、人们的情感、心灵的解放等更加关注。”
    【大众写作】
    文学“去精英化”伴随喧嚣
    当我们翻开新时期文学年表，会发现改革开放后的数年间，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在作品发表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红高粱》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在这些期刊上得以发表并引起社会关注。然而，由于资源有限，“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的，仍然是少数精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说。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出版机制的建立，大量文学作品得以出版，更多文学爱好者有了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近几年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两个重要市场，一是以‘80后’作家为代表的畅销书市场，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作家拥有的较稳定的小众畅销书市场，这些多是纯文学作品，是30年来文学创作最深刻的变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进入新世纪，随着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写作成为大众化活动。“大量‘网络写手’往往比职业作家更活跃”，陶东风说，“今天的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精英群体。文学和作家都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头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原始出处: 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 2008-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