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不在中国

天道不在中国，而在古希腊那里。中国的天道就是王道，因为“天何言哉？”，天之道只有天子---王才知道。所以，古中国就形成了一个跪拜王的王道文化。

      在姬昌当政前，周人就对王顶礼膜拜、呼万寿无疆了。姬昌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吃掉了用自己儿子做的肉羹。表面上看，好象是韬光养晦，其实是“君尊臣卑”的思想使然。姬昌被囚时研究八卦，提倡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天文学推算的），周武王推翻纣王，心奴化的政策就开始实施。周王称“天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同时“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前1042年后，周公在诰文中给民众规定这规定那，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周公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以此维护王权、笼压诸侯。周公还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从此，中国仅有的兄弟平等都被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成了社会的主轴关系。

     “天王圣明”的尊严，尊卑有序的秩序，必须通过长时间的仪式的熏陶和演练，才能内化为人们的习惯行为。周公让儿子周小公姬伯禽去鲁国主持工作；姬伯禽主张全盘周化、“亲亲尊尊”，具体措施从学习磕头开始。磕头有很多种磕法。姬伯禽教大家说：“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这是磕头中的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最流行”。姬伯禽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说，“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都要行最重的那个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顿首礼，是轻一点的。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有：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拜（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五曰吉拜（先拜而后稽颡，将额头触地），六曰凶拜（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七曰奇拜（屈一膝而拜），八曰褒拜（为回报他人的拜礼的再拜），九日肃拜（拱手礼，不下跪，推手为揖）。严格刻板的周礼遂在鲁国流行，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大讲亲情礼义的孔丘就是必然的了。等孔教盛行以后，“鲁国模式”又被推广到全国。

      按周公的礼仪，不光磕头有礼数，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阶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要“接武”，“武”是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怕跌坏了宝玉。

      孔丘是实践周礼的表率：当孔丘走进宫廷大门时，总是恭敬的弯着身子，好象无容身之地，到处躲躲闪闪，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敢走门槛。孔丘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说话时声音低微，好象说不出来一样（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面前不是人）。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孔丘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丘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

      孔丘在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间，一听见鲁定公叫他，总是不等车马备好，就急忙地向鲁宫奔去，进门就连连磕头。照“周礼”规定，臣子去见国君，必须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入室，再磕一次头。春秋末期的鲁国，由于季氏掌权，早就减去了堂下那一次，只在室内磕头了。但孔丘与众不同，每回总要磕两次头，以此来显示他对国君的忠顺。且一边磕头，一边咒骂那些只磕一次头的人傲慢自大，违背了神圣的“周礼”。愿意当忠心耿耿奴隶的孔丘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孔丘跪王的样子，就知道中华民族是个无骨民族，只能过屈辱的奴隶生活。

      中国天和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由于天人不分，所以没有天道。真正的天道在古希腊人那里，这首先表现为自然法思想，可以参见《人权正义论》。

      古希腊人率先提出了自然状态理论以及自然法理论。在荷马史诗中，神虽然是城邦的立法者和城邦命运的主宰者，但神的命运却不由神来主宰，而是由更高的必然性来主宰，这必然性以自然法的形式出现。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自然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由政府制订的法律不过是人类对这些自然法则的发现，因而是次要性的法律。所以，法治承认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而且不因时间和场合而转移。

摘自《人权正义论》第97节  神、理性与自然法

      中国文化是官文化，商代已然，至周已凝固到不可更易的程度了。有了官文化，先王之道才会昭然若揭；所谓“道高于君”者，先王之道也；而先王之道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今文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古中国，道是“王道”，法是“王法”，义是“王义”（“义”在《墨子》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普通人或弱者的“一人一义”，这是人类群体瓦解的因素；二是圣王“立义”之义，这是“兼相爱”、“交相利”之义，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土是“王土”，离开了王，中国人难以自立于世界，所以，韩愈把圣人（即圣王）视为人类生存的前提，他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与此相反，西方发展了拜神的神道文化，摆脱了对“王”的精神依附！即使在今天，宗教影响依然巨大。20世纪末《华盛顿邮报》谈到：“科学在这个世纪之初的时候以为不需要信仰了，科学可以代替一切。可是，随着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发现和确立，还有微观物理学和宏观天文学等各方面的进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科学的有限性。以至于当代理论物理学的泰斗霍金都说：科学的最高定律实际上是无知定律”。20世纪末的科学，实际上已接近信仰。

      霍金说，创造者并没有被开除宇宙，因为祂是所有原因（包括大爆炸）的第一原因。科学和神学从不同的方向上维系了一个基本共识：科学和宗教不仅不是互相反对的，而且可以共存。信仰为科学提供动机和目标包括谦逊的科学精神和不折不挠的探求勇气——科学只是对上帝计划的部分揭示，而且是不断开辟新领域的延续过程（所谓“科学的革命”）。

      几何学里说：体由面构成，面由线构成，线由点构成；那么“点是什么？”答案是：点是没有大小的，或者说要多小就多小，没有长宽高，等于零或等于“没有”。可见，点是一个唯心的抽象。那唯物主义者会说：你弄一个没有大小的“点”给我看看。答复：无法弄出来。然而，这个无法弄出来“点”就是几何学的根本。同样的道理：“神”就相当于几何学的“点”，相当于宇宙学的“奇点”，它是人权民主学的根本！几何学需要一、二条公理作基础，而这些公理却是无法证明的。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那个最初的知识根据是理性无法证明的。实际上许多推理和许多判断，追根溯源找那个第一原理的话，只能是上帝。

      如果“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叫存在，这种唯物主义的存在观否定精神存在，同时也否定了“太初有道”，因为宇宙“太初”的时候，不存在人类，“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全无意义的。上帝的原称是耶和华，在圣经中耶和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它的原意是自有永有，犹太人甚至不愿意或不敢把这个词的音说出来，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怎样称呼这个自有永有者都会将它的本质加以曲解或限制。圣经中谈到:“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就是希腊哲学中的“logos”，运行并支配宇宙自然界的一切逻辑与规律。

      中国文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奴才、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君主专制下奴才们的呻吟，是继续推动中国更加专制的运动。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标准（圣人）来胁持人民的精神，诸子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个好奴才的处世家。诸子学说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价值和正义，是不予关注的。

      拒绝讨论“怪力乱神”孔子，也不探讨生命本体，他讨论得最多的是侍君、处世、驭民诸事，表现出君王本位和国家至上的色彩。孟子的民本说一直备受赞誉，其立场依然是君王本位主义。孟子劝君王勿嗜杀时，也没有神圣天道或人道作为依据，而是非常实用主义地诱导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儒家文人缺乏基本逻辑与形上学的知识能力，擅长察言观色与明哲保身的哲学，喜欢说一套做一套。形容儒家性格最贴切的名词，就是孔子惯常骂人的话，即“巧言、令色、足恭、乡愿、耻恶衣恶食者”。所谓足恭，是指文人擅长于察言观色，并表现出奴仆般毕恭毕敬；所谓令色，是指文人为了讨好统治者，尽量表现出迎合统治者的嘴脸；所谓巧言，是指文人在统治者的规定与容忍的范围内，尽量表现出自己的才学与两面派技巧；所谓乡愿，是指文人经常漠视统治者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不义，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义，只会保持高度的沉默与装聋作哑；所谓耻恶衣恶食，是指文人不愿意忍受恶衣恶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禄。

      诸子百家都是拥护专制政治的文人谏臣或谋士，是知识的贩卖与治国术的兜售者，他们的目的在于把自己高价卖给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荣华、富贵与权力。张仪本倡合纵抗秦，可不被六国所用，乃改主连横之说，投奔秦国，协力剿灭六国，可见他所持学说并无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为内在依据，其目的仅在于持某说以求显达。这种依势弄权、谋私利己，而将正义、天良、道德、生民等弃置一旁的现实选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奴才文化传统。

      诸子为什么放弃对自然界的探索和对正义的关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经济学，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借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尽管彼此形同水火，但反本归宗，都搞的是帝王术。等而下之的如孟尝君等四公子豢养的门客们则表现的是助君之技。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文人沿着走下去。

      老子的思想无法超过侯王、士的范围。《老子》全书，决不是一个在野的圣人探索自然的奥秘，或者人怎样达于至善的哲学，它是不折不扣的统治术。他的“道”，似乎很玄妙，涉及天地宇宙。然而主体既已确定，天地宇宙不过是统治术的隐喻，本身并无独立的意义，所以也不求逻辑上的完整。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四大并列，尊君昭然。《老子》一书，正是教育统治者成为“圣人”（比较好的统治者）的教科书。《老子》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对言论自由)，“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显然，他的圣人就是帝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为使人民失去有为的条件和志气，是无为政治的基本内容之一。为达到这一目的，笑容可掬的无为变成了严酷的专制主义，真可谓相反而相成！

      钱钟书指出：所谓圣人“法自然”一语脱胎于《老子》第五章，王弼注“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为刍狗。”而王弼此注本来是对《老子》第五章中有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阐释与发挥。其含义就是说圣人对待普通百姓与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任其摆布，或者进一步说，圣人的这种为所欲为就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有着合乎天道的合理性。事实上，“天地不仁”并非出于有意，与诸如“圣人”之类的种种“狂人”、“超人”或曰“伟人”在“法自然”的名义下的冷漠、冷酷乃至残忍行为相比，“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故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而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因此，“法自然”不过是把自己专制暴行合理化合法化而已，是一种巧饰。

      老子还献上了一套愚民驭民之术。这分明是一个心系朝廷的谏客，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句隐世遁世的话。老子认为，文明是动乱和罪恶的根源，不识字才是盛世。他主张返朴归真，设计了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津津乐道。“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

      中国形成奴才文化的原因有：①中国的广大、分散的农业经济产生了上层与底层的巨大阶差，这种差距就是社会分工上的劳心者与劳力者，其中劳心者成了依附于君主威权的奴才阶层。②东周士人面对杀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乱世，忙于炮制救民于倒悬的急功近利之学，而无暇抱持玄远之思。③中国君主过于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虚或实地采用君王本位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发声。天下的中心是君王，而君王在现实中的存在方式就是权和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体现了权的无限膨胀，士人的思想言行老是绕着君王转则体现了势的无限膨胀。三者并作，使得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常常只是过去时代小国寡民、明君圣主的和谐图景，这个图景依然以君王为中心。

      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人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嘴。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皇帝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被剿灭，绝对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中国社会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独立思考。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人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者，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几千年来，没有人对太监这种非人的制度表示反抗；相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阉割。明末，当利马窦向那些儒学大师们描述：“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所有的国王都要高”时，他们几乎被吓得半死，唯恐皇上发怒，“焚书坑儒”的恶梦又要变成现实。其实，“焚书坑儒”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汉武帝只不过变换了手法，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独尊儒术”本身就已把“儒”视作一种“术”，跟街头的补锅术并无多大区别，他用这种“儒术”麻木奴隶们的头脑而已。区别仅在于：秦始皇整批地坑掉儒演变成后世皇帝有选择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屠夫依据市场需求选某几头猪来杀一样。那些还没被杀掉的猪于是山呼万岁，除了赶紧编造许多理由论述那些被杀掉的猪该杀之外，还得表白自己随时愿意被杀，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师们世代相传地不断丰富“杀猪有理”的学问，以备皇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杀别人或者杀自己。士子们的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 文人们从未进行过理论创新，在人民起义的循环中，只是伺机寻找新主人，寻找一位心仪的皇帝，从未想出如何走出这个周期性崩溃的专制制度。他们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只会吟诗作画，没有能力提出对国家、对政治、对经济的新见解。

      几千年来正统知识分子几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绝接受外界一切先进的思想。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结果，民族的思维能力越来越孱弱，气质越来越阴郁，思想越来越实用，内心越来越机伪，而当权者越来越残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