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的工程教育与科学研究

　　摘要：北洋大学建立之初设有工程、机械、采冶等学门，是我国最早设立工程技术学科，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和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大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学校率先实现了由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在我国大学中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北洋大学，工程教育，科学研究，学生培养　　

    诞生于清朝末年的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肩负了“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既具有向世界先进高等工程教育学习的特点，又具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和特殊性，北洋大学就是这样的范例。

　　一、传授科学技术，培养工程人才，“为继起者规式”的典范

　　早在1935年，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在《四十年来之中国工程教育》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之工程教育与中国之现代大学教育，同年同月同日生，既中国起始有现代大学之日，就有工程科系，其时恰为四十年前，既民国纪元前十七年之十月二日。最早的大学，国立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建立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建校的宗旨是兴学强国，工程救国。甲午战败，中华民族笼罩在危机之中，清光绪皇帝发出《强国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图自强而弭隐患”，面向朝野征求“自强”、“求治”之策。一时间，朝野上下总结失败教训，筹划救国之计，成为了头等急务。响应光绪皇帝的诏旨，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草拟了兴办新式大学的奏折上报朝廷，在奏折中他提出了兴学强国、工程救国的主张。奏折中写到：“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列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蹶长较短，断乎不能。”他指出：“窃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建议在天津开设大学堂。1895年10月2日，经光绪皇帝批准，国立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诞生。
　　北洋大学以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办学目标。首先其学科设置是“三工一法”，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建筑水利）、矿务（采矿冶金）和机器（机械制造和动力）四个学门。这些学科都是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前沿学科，尤其工程类学科更是当时的新兴学科，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工程教育和科技发展前沿。
　　北洋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专门学分为五门：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械学和律例学。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并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土为“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选修课的开设明显吸收了哈佛大学的做法，而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又都是西方高校培养工程类大学生所必须的教学环节。
　　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初外籍教习人数占三分之二，如教外文、法律和外国史的文科教习15名，其中日、俄、法、德、美籍教习7名。教采矿学、地舆学、土木工学、机器工学、冶金学、化学、铁道学等工科教习13名，其中美籍教习11名，英籍教习1名。师生所使用的教材，全部为美国大学的原版教材。
  　北洋大学培养了我国首批高级工程科技人才，如采矿冶金专家王宠佑、温宗禹、王正黼、王建祖、关应麟、娄鲁青等，建筑交通专家刘景山、程锡培、孙凤藻、徐廷爵、郑裕尧等等。正如北洋大学三十年校庆贺词中所写：“我帮大学，肇建北洋，法工路矿，规制备详，刚健笃实，爱有辉光，为学致用，人才发皇……专门名家，遍于各方。”
　　1895年10月间，盛宣怀奉命离津海关道一职，到上海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1896年春他又向清廷呈递《请设学堂片》，建议“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南洋公学的学科设置与北洋大学堂学科互补，北洋大学堂以工法为主，而“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南洋公学初建以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人才为主。南洋公学既是现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因为南洋公学的上院（大学部），在清末尚未招生，因此，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所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我国在1902年以前的大学仅有三所：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而山西大学堂建立于1902年。“继北洋大学之后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专校。”京师大学堂所设工科，1910年才分别按土木、矿业两学门招生，山西大学堂所设学科按照北洋大学学科设立，分为法律、工程、采矿、冶金四学门。因此说北洋大学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之先河。
　　也正如北洋大学创始人盛宣怀在奏章中所提出的：“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即作为以后开办大学的样板。北洋大学堂创办后也确实成为了各地大学堂仿办的模式和范本。“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后由各省会推而至各郡县，由各通商口岸推而至各镇市。”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去函向盛宣怀索取北洋大学堂办学章程：“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抄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北洋大学的建立也确实起到了“为继起者规式”的典范作用。

　　二、大兴科学研究之风，率先实现从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北洋大学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史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之先河，更重要的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由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中起到了引领潮流和行为示范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大学就率先实践了“培养满足现代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工程科技人才，将科技成果通过中间试验，应用于生产，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一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使命。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的40多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是从北洋大学建立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性质上的转变，经过近30年的曲折和反复，中国封建教育体制彻底灰飞湮灭，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最终确立。如果将北洋大学的建立比喻成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么到了此时期已经是“万紫千红春满园”了。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1925年全国已有国立、省立、部委和私立等各类大学47所，专科层次院校和教育机构百余所。第二个转型期是从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到抗日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功能上的转变，从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变。传统大学是单一的教育机构，而现代大学倡导的则是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为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服务。
　　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十九世纪初，德国的教育部长兼柏林大学校长洪堡，在德国实行教育改革，以柏林大学为试点，施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由此带动了世界上的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教育学者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曾指出：“洪堡1810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了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一是学术和教学自由，二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它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的大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结果。”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和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是在当时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教育的总体氛围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面变革的一个综合性产物。”他带有学习美国学制的鲜明特点，如“民主气息较浓”，“科学精神较强”。《壬戌学制》和《国立大学校条例》，在制度上为中国大学的转型提供了保障。同时，1919年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五四运动”，为大学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准备。剩下“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任务则需要大学自己来完成。这一时期，北洋大学、交通大学（以南洋公学为主组建）等以工科为主的大学率先进行了尝试。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突破封闭的办学模式，成立工科研究所，科学研究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
　　1928年，由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工程专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组织的，有黄河水利委员会、北洋工学院和河北省立专门学校合作，建立了“天津水工试验所”，并成立了董事会，李仪祉任董事长。建所的目的是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黄河水利工程项目的研究，直接为治理黄河服务。天津水工试验所是我国近代建立的最早的三个工程研究所之一。另外两个是，建于1926年的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和建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是由学校建立的研究所，“初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承接社会各界委托的化学、电气及材料等方面的试验项目。”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则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个工学研究机构。”以上两个研究所都属于独立办所，独立开展研究。而天津水工试验所则性质不同，是学校与工程单位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研究项目联合开展科学研究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所，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产学研相结合模式的先驱和开创者。它所体现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本身，而且体现在更广的层面上，即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层面上。这一产学研结合的办所模式得到了社会的欢迎，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1934年该所进行了扩充，加入了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1935年更名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任董事长。该所几乎汇聚了当时中国水利工程界的全部专家，取得了黄河，淮河、海河治理的一批研究成果。
　　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是我国近代开展科学研究的三种不同组织模式的探索。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被日军飞机炸毁，科研工作被迫终止。
　　1933年北洋工学院还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是教学科研一体化的组织，所长分别由矿冶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主任担任，研究员也分别由两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担任。1934年，两所合并，设立“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以招收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工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问，并供给教授研究各项工程问题之便利，及代外界解决各项工程实际技术问题”为宗旨。这包括了三项核心内容，即：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和为社会生产服务。这一宗旨完全吻合现代大学的职能。正如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指出的：“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力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训练学生”，同时，“在现代大学中建立或与现代大学保持联系的研究所，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所所面临的局限性”。由此可见，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和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的建立，在当时国内具有先进性，更符合国际上现代大学发展的方向。
   2.培养工科研究生，打通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空间
　　这一时期我国高校工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只有两家：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工科研究所。在此之前，我国的工科研究生都是出国留学，由国外培养。我国自己培养工科研究生无疑是全新的尝试。1935年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采矿工程学门一名，冶金工程学门两名。经过三年培养于1937年夏毕业，三名研究生都高水平完成了实用性科研课题，通过了论文答辩。1936年招收了第二届研究生，1937年因“七七事变”而终止。
　　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研究生招收章程中规定：“大学本科毕业后再行修业与研究两年，成绩及论文及格后，由大学依照学位法授予工学硕士学位。若在工科研究所研究四年，成绩及格，并提出有相当价值之论文，经国家考试，由国家授予工学博士学位。”北洋工学院开展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打通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空间，形成了由工学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体系，标志着我国的人才培养与国际上先进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接轨，是我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又一个里程碑。从北洋大学创建到开始培养研究生，仅仅用了四十年的时间，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即从封建教育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跻身于世界高等教育的先进行列，其追赶速度令世人刮目。
　　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为什么有如此快的追赶速度？研究生教育又为什么从采矿、冶金学科开始，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给与了明确的回答：“我国宝藏遍地，富源无穷，宜其国家之强，与其矿厂之多成正比，顾乃启发极少，迄今埋没而有待发见之矿产，恐尚不可限量。而普通应用及国防上急需之矿产品，反多仰赖于外国。不惟国富无由增加，抑且国防无由自主。非国人对于矿学知识丰富及技术精良，不足以挽救此垂危之国势。”优先培养采矿冶金学科的研究生，目标还是“兴学强国”这始终是贯穿于北洋大学人才培养的一条主线，也是贯穿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条主线，是中国百年高等教育的精神脊梁。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同样是很好的借鉴。
　　就教育本身而言，研究生的培养反映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水平，包括师资水平、科研水平、课程水平和实验条件等等。如此时的北洋工学院仅实验室就有：工程材料试验室、水泥及混凝土试验室、道路材料试验室、水力学及水力机试验室、卫生工程试验室、土木工程及建筑模型陈列室、建筑材料标本陈列室及构造工程研究室、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定性定量及工业分析实验室、冶金实验室、金图学实验室、自然地质标本陈列室、地史标本陈列室、矿物及岩石标本陈列室、经济地质标本陈列室、矿冶工程模型陈列室、选矿实习室、蒸气机实验室、机械工程陈列室、飞机陈列室和机械工具室等等。还有机械工厂、锻工厂、铸工厂、钳工厂、木工厂等实习工厂。其实验条件和设备水平在国内大学中堪称一流。导师队伍亦然。如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北洋工学院教授、博士李书田，教授、博士李达，教授、博士魏寿昆，教授、博士罗为垣，教授、博士古威廉；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王钧豪；开滦矿务局唐家庄矿总技师孙昌克。
　　就社会而言，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新者，是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实践者，是科技经济活动的生产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生的培养，既是学校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标志性成果，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标志性成果。
　　3.改变单一的办学职能，树立新的办学理念，大兴学术研究之风
　　北洋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不仅具体体现在开办研究所、培养研究生方面，而且更全面地体现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学风校风的转变上。是一种系统的、内涵和外延的全面转变。这一时期，北洋大学确立了校训“实事求是”，又制定了校歌“巍巍北洋”。校训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而校歌则是校训的注解。翻阅我国大学的校史，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国大学的首批校训都出自1924年到1937年之间，而大多数校训又都是从道德方面提出理念，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朴雄伟、励学敦形”、“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等。而北洋大学的校训则体现了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客观规律的探索，他与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有异曲同工的意义，体现出现代大学以尊重科学、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办学理念。“巍巍北洋”的校歌对于校训是这样注解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1933年，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在《国立北洋工学院季刊发刊词》中讲道：“以‘实事求是’校训之北洋，……惟有时技术深研之所至，理工探讨之所达，无可复遏，往往发而为文，以思贡献社会。”正是在这种办学理念的指导下，此时期北洋大学的学术风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倡导著书立说，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开展项目研究，产学研相结合，在当时的我国高等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树立了时代新风。
　　在现代大学中，校长和教授起着学校的引领作用。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方面率先垂范，1929年11月，他代表中国工程学会赴日本东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会上，他宣读了《铁道工程与运用》等4篇论文，赢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赞赏，其论文被收入《万国工业会议文集》。1933年他首创“对数图解河水流量计算法”，这一计算法既迅速又准确，很有实用价值。几年内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十余种。此时的校长由传统大学中单一的管理型，转变为专家学者型。此时的教授也不仅是教学上的带头人，而且还是科学研究和学术上的带头人。北洋工学院的工科教授，全部参研项目，所研究的项目大都紧密联系生产实际。据1935年出版的第52期《北洋周刊》“国立北洋工学院研究事业之进行状况及其成绩”一文记载，研究的项目有：“河北省农田水利开发自流井之调查研究”，“广东云浮及紫金铁矿研究”，“华北煤炭低温蒸馏研究”，“内燃机实际能率分析研究”等等。每一位教授都有自己编写的学术专著，如：张润田教授所著的《道路曲线及土方学》，方颐朴教授所著的《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和《实用天文学》，高步昆教授的《构造理论》和《钢筋混凝土理论》，谭锡畴教授所著的《矿物学》、《岩石学》和翻译的《世界矿产与国际政策》，丁绪怀教授所著的《高等化学》，王子祜所著的《试金学》等。这些专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产生极大影响。这一时期，北洋工学院创办了《北洋理工季刊》、《工科研究所研究丛刊》，作为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就连校刊《北洋周刊》每期也登载有老师和学生们的学术和科技专著文章10余篇。此时的北洋工学院学术研究蔚成风气。
　　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反映了北洋大学在向现代大学转型中，自主创新、引领新风的办学特色。

　　三、“穷学理、振科工、重实践”，树立现代工程教育观

　　1920年，根据教育部实行大学区制的要求，北洋大学的法科调整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调整到北洋大学。从此，北洋大学改为单办工科。1928年根据《国立大学校条例》，北洋大学改名国立北洋工学院。单办工科的北洋大学，在转型中逐步树立起现代工程教育观。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张光斗教授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一书中，明确提出现代工程教育观的概念：“以往的高等工程教育不是科学教育有余，工程训练不足，就是工程训练有余、科学教育不足。”“培养现代工程师，必须坚持科学教育与工程训练并重的原则。”“这种科学教育与工程训练统一的工程教育观，人们称之为现代工程教育观。”北洋工学院“穷学理、振科工、重实践”的校歌，既体现了这种现代工程教育观。“穷学理”既是高度重视科学教育，提倡对于科学知识的追求达到穷尽的程度，“重实践”即是高度重视工程训练，将工程训练摆在工程人才培养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够振兴科学和工程事业。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对此有更明确的解释：关于工程教育之方针，“一、培养深厚的科学基础，二、训练实际的工程技术，三、训练组织与管理能力，四、培养创业与刻苦的志气，五、培养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兴趣。”北洋工学院“教师讲授实验之点，恒多于他校，学生上课自习之时数，亦超越乎寻常。”“北洋功课之重，考试之严，青年求学者之视北洋为畏途，不自今日始，而于今日烈。”此时期北洋工学院教学、实践并重，本科生一般从三、四年级开始，除在校的实习实验外（在校实习实验不少于5周），还必须在寒暑假期间完成测量、地质、施工生产等实地实习10周左右。1935年3月制定了《学生实地练习规则》，对于各专业外出实习的内容、时间、地点和实习教员、实习纪律、实习成绩、实习经费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将学生生产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如组织学生参加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参加黄河治理，参加开滦煤矿井下调查等等，在工程实践中训练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能力。
　　此时学校还注意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学校设有“科学演讲”讲堂，定期邀请专家进行演讲，如化工专家侯德榜曾经多次来校给学生们作“纯碱制造”、“硫酸制造”、“工业用水”等专题演讲。《北洋周刊》开辟有“学生园地”，每期向学生介绍科研和学术成果，如：“飞机采用断面翼及流线型之原理”、“以图解求梁及结构之支点反应力”等。组织学生参加学术性团体，如参加“北洋斐陶斐励学会”等等。
　　同时，还注意培养学生的工程道德素质，李书田在写给毕业学生的致辞《工程学者所应树志之标准》中提出：“树志要不外立德、立言、立功”，将“立德”摆在工程学者所应树志之标准的首位。并提出具体标准，如：以工程学者立德，“促进人类相互间之道德，以期光大人之所以为人”、“完成一两件关于工程技术之创作发明，以裨益人类之福利”、“贡献一两篇关于工程学术之创作论文，以增益人类之知识”、“办一两桩工程建设事业，以厚生利用”等等。其核心是要求工程学者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按照现代工程教育观，北洋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学知识扎实、实践能力过硬、综合素质较高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正如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所说“北洋实事求是的校训和崇尚苦学实干的校风，一直指导着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工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是中国高等教育向现代大学转型中的一个典范。此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是我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开始。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有其历史局限性，又因日军侵华而中断，但是却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链接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转型与今天的接轨并不遥远，1937年到1977年间，中国大学的转型过程中断了40年，直到1977年邓小平提出，部分有条件的重点大学要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科学研究才在部分大学中得以逐步恢复。今天，对于我们这种学习型、追赶型的高等教育而言，重视借鉴起步时期的经验，并加以分析研究乃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提出具体标准，如：以工程学者立德，“促进人类相互间之道德，以期光大人之所以为人”、“完成一两件关于工程技术之创作发明，以裨益人类之福利”、“贡献一两篇关于工程学术之创作论文，以增益人类之知识”、“办一两桩工程建设事业，以厚生利用”等等。其核心是要求工程学者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按照现代工程教育观，北洋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学知识扎实、实践能力过硬、综合素质较高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正如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所说“北洋实事求是的校训和崇尚苦学实干的校风，一直指导着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工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是中国高等教育向现代大学转型中的一个典范。此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是我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开始。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有其历史局限性，又因日军侵华而中断，但是却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链接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转型与今天的接轨并不遥远，1937年到1977年间，中国大学的转型过程中断了40年，直到1977年邓小平提出，部分有条件的重点大学要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科学研究才在部分大学中得以逐步恢复。今天，对于我们这种学习型、追赶型的高等教育而言，重视借鉴起步时期的经验，并加以分析研究乃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作者： 王杰 朱红春 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