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普世伦理

　　内容提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提出顺应自然、历史之需，具有全球普世价值。而其蕴涵的普世伦理，更是当今社会须以践行的行动指针。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普世伦理，传统内涵

　　一、世界需要具有普世伦理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便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所以，全部人类史，也就是一部物质资料的生产史。但生产不是单一的生产，“生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在“人为万物尺度”、“人为万物立法者”和“知识就是力量”，找根足够长的杠杆安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世界观的指引下，西方人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看作是人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力量的体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人类一度进入鼎盛的工业文明时代。但几乎与此同时，人们渐渐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了，人为劳动所异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全球自然灾害日益频繁。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陷入迷茫。巴西转瞬即逝的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彗星”，伊朗经济的迅速衰退被称作“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经济成就曾经举世瞩目的巴基斯坦最终也陷入“不幸的结局”，苏联模式的失败，拉美模式由“奇迹”到陷阱，阿根廷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美国黑人运动、日本工人运动、西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科学技术进步异常迅猛，传统安全威胁和非安全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调整而进入相对低调期，不再一味标榜以美为主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世界的主导。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公开宣称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过时，未来30至40年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或谓“后美国时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不断成就着“东方奇迹”，但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社会失衡等惨痛代价。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沉醉于不断品尝发展带来的喜悦，而在一定程度上忘却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忘却了马克思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也取消了。”
　　全球经济显然都已经进入一个发展两难的境地，不但没有解决曾经的发展带来的系列问题。反而在积聚一些新的矛盾。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庞杂、如此紧迫的发展问题。从社会生产关系到经济基础再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以生态文明和文明冲突为纲的一系列全球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然而，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即发展观的问题便需要全人类对之再次进行理性思索。科学发展观的诞生，正是这种理性思索的智慧结晶。其倡导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是对人类以往所有文明的发展经验的实践总结，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传统的现代化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21世纪世界建设生态文明之需。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普世伦理思想，具有全球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何以成为普世伦理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普世可能。以人为本的提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是包括“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在内的人的生产(家庭)、精神生产(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社会、国家)的总和。因此，社会的发展，“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便显得庸俗。社会要发展，首要厘清的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主体又是什么”三个发展的本质问题。它们的最终指向都是人的问题。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异化”了的人为物所奴役，人仅仅成为增长物质财富的工具。以史为鉴，我们更加注重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正是意识到“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意识到“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更是“具体的人”，一个“有生命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意识到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意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以人为本”就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的时代再现。明确了“以人为本”之“人”为社会的人，为人民，那么前述关于发展的三个本质问题便清楚了。从其反面而言，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表面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上和今天的一切环境问题都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所造成的。”一言以蔽之，发展，就是要实现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保障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来看，科学发展观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需求，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理应成为普世伦理。
　　其次，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普世可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结构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大部分，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因此社会发展便是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坚持辩证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理念。

　　三、科学发展观的传统普世伦理内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必然是深深根植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精神传统。科学发展观的熠熠生辉之处，正是在于它深深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传统普世伦理思想。
　　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方法论上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为“人”发展、靠“人”发展、发展成果由“人”共享。这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中便有蕴籍。《管仲·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历来将这种“以人为本”的执政观视为德化君臣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主张。周公意识到“天命靡常”、“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强调“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老子主张君主当“以百姓心为心”，西汉贾谊系统阐述“民为政本”思想，韩非提出“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近现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前提下，为伸张民权大声疾呼；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强调“民心就是立国之本”，并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思想纲领。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们也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概念在1987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才正式提出并被简单概括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我们则可以从几千年前的先哲作品中找到类似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间“王道”之治，可以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原初形态之一。在“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和“天与人交相胜耳”的原生态“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指引下，古人们恪守“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的真理，甚至将乱砍滥伐，肆意杀生视为大逆不可恕的“不孝”，显示出了尊重生命的真挚情怀和善待自然的生态智慧。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在传统伦理思想里，其表现形式就是适时、适度的自然利用观。如果德治仍不足，则辅之以法治。例如管仲提出的“以时禁法”原则，提出通过严格执法来保护生态资源。“修火宪，敬山泽林树草木，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也。”。设如此，则“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目的在于社会和谐。儒家以“天下大同”为其终极理想。《礼记》强调“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就是指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来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着眼于以“文德”感化外邦，以“仁政”感染天下，不以武力胁迫弱者，不以霸道强权政治，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伦理。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社会和谐有序，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和”是主旨，是“不同”的最终归属；“不同”是“和”的必要条件和首要前提。“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是矛盾多方面的统一性的平衡，“和而不同”则体现的是包含着差异、矛盾与多样性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早了两千年。科学发展观渊源于此，称其为普世伦理，当不为过。

　　四、结语
　　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时代问题，准确地把握、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不断推进理论、思维以及人类社会前进。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地区脱离全球性问题妄言发展，无异于自凿陷阱。正视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深刻认识到造成这些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以往发展观的不足。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成为现实的今天，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一套科学的发展理念必然会为世界所效法。世界已经意识到了“人类中心主义”对全球问题的无解。思想家们为此展开了不懈的“全球问题”的求解，从“生物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到“自然价值论”等，人类渐渐不再以自身利益为标尺去衡量一切，冲破了“人类欲望中心论”的禁锢，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就它们是自然创造物的实现而言，都是有价值的”。这与“天人合一”精神和“民胞物与”情怀正好契合。21世纪是一个呼唤具有全球普世伦理价值的发展观来指引全球发展实践的时代。没有时代性就没有世界性，没有民族性也没有世界性。集时代性与民族性于一体的科学发展观，有望成为具有全球价值的普世伦理。


作者：黄守红　万 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