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想必大家听说过不少经济学吧。诸如以阶级成分划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军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以具体行业划分：运输经济学、营销经济学、卖豆腐经济学、桑拿经济学、洗脚经济学等等。这些不同的划分都穿了衣服，加了前缀，所谓好马配好鞍，美女穿靓装（尽管不穿最好）；以示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展示其个性，吸引不明真相者之眼球。
大话经济学可不是说大话的经济学，而是妄图通过“戏说”的方式将经济学的演化历程介绍给诸位，文中的故事不必认真，能够明白其中的原理即可。希望看完之后大家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毫无修饰的、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连口红都没涂的经济学。
一、混沌时代
第一章 吃饱了撑的
话说古代希腊有一位战士，名叫色诺芬，在部队服役的时候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也未学习许三多，加入老A，更没考取军校，顺利提干。退伍之后颇为生计发愁，于是师从古希腊国学大师苏格拉底。政审的时候苏教授看其根正苗红，历史清白，而且直系亲属中无人在国家男子足球队踢球，欣然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色诺芬同学打好背包，扛起行李，怀揣报国大志，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色诺芬同学入学以后学业认真，很是努力；既不泡妞，也拒绝被妞泡，只泡澡。每天坚持寝室、教室、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连宿舍下面那个风情万种的漂亮老板娘开的小杂货店都很少去。成天研习功课，一颗红心扎扎实实地做好了两手准备。
一天下课后，照例来到学校食堂打饭吃，只见打饭的人潮如山似海，千姿百态、争奇斗艳：有加塞的、有扒拉人的、有手里拿十个饭盆儿，嘴上叼饭票的，活脱脱一组鸟为食亡的英雄群雕。他想，身为一个退伍战士，一定要时刻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不和他们挤了。干脆到面食窗口要了俩肉包子，找个就近的位置坐下吃饭。心想，今天要不是苏教授上课的时候兴致大发，导致提前下课的梦想未遂，偶一定要吃红烧肉下大米饭。手里拿着那第一口咬不着馅儿，第二口就咬过了的肉包子，看着饭盆里那似荤是素的玻璃汤，心生很多感慨。
正郁闷，忽见邻座的一位同学一口气要了八个包子。心想这娃真能吃，偶只要了俩就够了，你偏偏要了八个。再看看另外一桌的一位同学一口气打了十八个菜，更是郁闷得无法。不过倒也宽慰，比起八个包子和十八个菜的同学来说，俩包子比他们合算。
吃完饭，回到寝室躺下养膘。色诺芬同学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吃多吃少原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我们通过摄取食物获得了满足。面前摆的菜越多，越容易产生吃饱的感觉。虽然偶只吃了俩包子，但获得满足并不比那吃八个包子和十八个菜的人少。由此他懵懵懂懂地感觉到，所谓的价值是来源于物品产生的快乐而不是物品本身。仅占有一个物品，而不用这个物品去挣大钱，这个物品就不是财富。于是他长长的伸个懒腰，爬起来构思了一篇论文，并参加了全校学生论文大比武，荣获比武状元的光荣称号，并因此跻身学生会，成为学生中的高层领导。
色诺芬同学毕业后，学有所成。除了到处捣鼓《百家讲坛》外，还著书立说，其中《经济论》是世界上首次以“经济”这个术语来规范和研究社会活动。他的关于物品带给人快乐才有价值的思想后来被人们推而广之，认为带不来快乐甚至是倒贴快乐的，就叫做负效用，成为经济学效用理论。
第二章 别弄得我心痒痒
色诺芬同学之后，希腊出了一个更大的名人，名叫柏拉图，也是苏教授的高徒之一。他在校期间，和师哥色诺芬一样，也是乖娃娃，连女生寝室都没去过。长大后，成熟了，老脾气还是不改。泡女人或者被女人泡，仅仅停留于眉目传情和骚首弄姿阶段，最多就是通过QQ或者MSN传几首曲高和寡的情诗（视频聊天都很少玩），从来就没有直奔主题过。害得美女们心痒痒的，只能享受单相思带来的快感。
“柏拉图式的爱情”那样一种至真、至爱的境界确实让人向往而不想做。人类必定是要繁衍后代的，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没有热情奔放的欲望爆发亦或没有偷鸡摸狗的小心试探，人类早就绝种了，当然也不会有艾滋病的困扰。所以我敢肯定，接受“非柏拉图式的爱情”的人的比例绝对在24K以上。我没有考证过“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不是柏拉图发明的；但柏拉图本人肯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这点可以从他的经济思想反映出来。
他发现一些地方的非农产业逐渐繁荣起来：卖洗脚盆的多了，做金首饰的多了，铁匠多了，卖盗版书籍的多了，卖成人用品的多了，洗头妹多了，洗脚城多了，农贸市场多了。。。逐渐形成了城市，就把城市的起源归因于分工和专业化。这个理论和我们今天流行的产业聚集理论差不多，颇有先见之明，算是对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他看到人们到处找买主和卖主，寻思着做买卖，这样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今天叫做市场的玩意儿。柏老头发现，人们都通过市场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没管理者或者柏老头什么事情了。而且这世界上的男人女人，不仅交换产品，还交换欲望和身体，把这个社会弄得乌烟瘴气的。由此，柏老先生建议，要加大管理，尤其是对人的管理。强化管理的前提是管理者的个人素，而素质的表现就是遵守公平的道德规则。
问题是，这男女人的欲望，他们的交换也是我们人类繁衍的必须活动，如果都按照柏老头设计的理想国度，那就没咱们今天什么事了。且毕竟IBM电脑是美国人弄出来的东东，希腊人没那玩艺；聊QQ还是少不了，美国人不可能跟他柏老头实现柏拉图式的恋爱，光说不练，白送电脑。进而，柏老头说到货币和贸易，他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光靠管理者一人的力量，是扛不动那么多谷子的。所以，他认为贸易和货币是必要的邪恶，在社会最底层允许存在。
柏拉图生理上是否有问题无从考证，但学术上的毛病显而易见，至少，按照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且不说那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有可能落入袁世凯之流的手里；就算是由他那样品德高尚的人来治理，后院起火和红杏出墙就够他老兄喝一壶了，自家的稀饭都吹不冷，哪还有心思帮别人吹饼子？
帕拉图看到了社会分工，怎么会没想到人类的自然分工？最起码，生儿育女必须依靠男女配合，如果总是让美女们心痒痒的，岂不是有些不厚道？同样，仅以道德限制那些掌握着权力的“高素质”的人追求“必要的邪恶”，搞得权贵们心痒痒的，那么真正的邪恶就来了。因此，对人类本能的承认是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三章 喝醉了，我谁也不服，就扶电线杆杆
有时候我们会在街上看到这样一幕：某公抱着电线杆杆摇摇晃晃，知道这孩子八成是喝醉了。问题是他娃不会认为自己喝醉了，而是心里一个劲的想：这电线杆杆咋会摇腻？这天和地咋会转腻？醒酒之后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的错，是该死的参照系发生了问题，之所以会发现天旋地转，那是以我为参照系，我没发现自己动。
参照系是每个人考察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好比我们坐车上，以自己为参照系，可以看见树木往后飞速移动，而我们不动。爱因斯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参照系发生改变，观察到的物理现象也会不同。
柏拉图教出了一个高材生，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同学。亚里士多德同学和他的老师一样，也不喜欢泡和被泡，常常晚上睡不着，独自出来夜观天象，时间久了，也若有所悟：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着地球转。这个结论在当时是很好地解释了老祖宗们看到的现象。
不错，以俺们地球这嘎达作为参照系，显然是大家围着咱转——我们没动就是别人动了。这个结论影响深远，别的不说，起码哥白尼和伽利略同学深受其害：学术成果一直得不到承认，甭说院士资格得不到解决，连《百家讲坛》也没上过。
亚里士多德同学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雅典公民享有政府配给的一切好处，组织上不仅管吃、管住、管医、管死，还会在合适时间安排他去泡或者被泡。显然，他不用为生计发愁。因此钱这玩意儿对他来说直接就是没用，没有钱他也可以很享受地生活。
所以，尽管他认为货币不仅具有价值标准和交换媒介的作用，还是储藏价值的手段；但他讨厌利息，并认为钱就是用来买东西的，有钱就花才是一个自然的行为，“月光族”就是他老人家的发明创造。显然他老人家是以自己为参照系，今天吃饱喝足了不仅不担心明天的吃喝，还可以换酒换菜换小蜜，高兴了还可以邀约狐朋狗友来顿“女体盛”，有钱无钱一个样。但是还有许多奴隶和没有享受“共产主义”的同学肯定不同意他看法。
亚里士多德在其《格言》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如果增加一较小单位使整体的好处大大增加，就是一个较为合意的东西。”这就是边际分析法最初的雏形――用增量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出发点。正如色诺芬同学的同学那样，一个包子吃不饱，就再加一个包子，直到第八个包子才算吃饱了，可那第三个包子对于色诺芬同学就已经是浪费了。
在考察价值和使用价值方面也有一些初步的感觉：“稀少的东西比丰裕的东西具有更大的好处。黄金是比铁更好的东西，虽然他的用途较少，但它难以得到，因此它更有价值。”后来经济学将这个现象归结为：用值和换值成反比，用值高，换值就低，用值低，换值就高。
在经济体制方面，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他老师的、他的、他爸的、***、同学的、好友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恩人的、仇人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个人财产都是正当的，鼓吹混合经济体制——有希腊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分析贸易的过程中，他捣鼓出了著名的“两方交换”模型，这个模型至今仍然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它象后来经济学家常用的那把“剪刀”吧，它没有坐标，说它不象吧，它又有个交叉，实在让人费解。
但至少他提出了交易的如下前提，仍然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活动：一是只有余钱剩米的时候的时候才会有交换和贸易；不够吃，不够用，拿什么东西去交易。二是交易者必须掂量掂量剩余的价值；亏本生意不会有人去做。三是交易者不打算做亏本生意，并能够暂时团结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哪怕就是同床异梦也要强忍恶心，搞好关系。四是适当的司法和行政干预是交换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有人黑了我，至少我可以找个地方上访。
古代希腊人对西方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学方面的表现就是，将家庭、个人、生产者等微观经济要素与公民的集体满足和幸福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虽然他们也发现了分工、交换等等基本现象，但一直没有认识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所以，经济学在当时还不能作为一门科学，只能是行政管理体系内的一些模糊的、片段化的认识。
第四章 香香屁是这样PS出来的
古希腊之后，欧洲经历了罗马帝国的辉煌。罗马帝国颁布的法典成为后世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N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法律和经济原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罗马法典也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是后话。
但罗马帝国在思想、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上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古希腊的水平。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文化从“阳春白雪”一路跌落到“下里巴人”，中世纪漫长而黑暗的时代到来了。
中世纪最大的帮会是天主教会，他们不仅把持了朝政，还垄断了知识，控制了人们的头脑。
由牧师中的精英学者组成的团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经院学派。他们大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把古希腊的文献和哲学精神奉为经典，凡是古希腊的文献说是正确的东西不允许有人提出疑问。上至教皇，下至部级、科级乃至股级的主教、神父、牧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容吾等小儿多话，否则轻则掌嘴，重则下大牢直至活体火化。
经院学派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完全背离了科学的精神。他们对提出的各种观点，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等古希腊经典以及各级主教、神父的讲话为据，进行一连串周而复始、复而周始的阐述和解释。最后总是以权威和经典的胜出为结果，以光辉的思想再次获得胜利为荣耀。任何敢于挑战权威的思想和行动都将迎来“人人喊打”的火爆局面，最后蜕化成鼠辈，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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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227 (2008-11-16 15:34:59)
过多的豆子，第二天在神学院讲课的时候不断排出气体，异味熏人。这不能怪他，“一颗豆子十个屁”还没被哪位权威做成经典。有学生就以此为据，著书立说。大意如下：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臭的，比如臭豆腐（此处省去5000字）；主教大人的屁是臭的东西，但不一定是臭的（此处省去30000字）；所以，主教大人的屁不是臭的（此处省去7000字）。这位学生后来不仅获得当学期三好学生奖，还荣获该校本年度十大杰出青年和最感动领导奖。因此，长时间之内，人们对经院学派的研究成果总是不屑一顾，认为谬论太多。
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经典不是谎言，但重复一万遍之后，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其局限。偶尔有人看到了其中的瑕疵，也责怪自己是喝多了酒，看花了眼，实在是该打自己几个嘴巴。有些人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说、不想说。是的，不指出经典的谬误，太阳依旧每天东升西落；工资照样该发多少发多少。公鸡要打鸣，母鸡要下蛋，该干嘛干嘛去吧。
但是，禁锢和保守并不能阻止思想的前进。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提出用劳动和成本来衡量产品的价值，这一重大贡献深深地影响了后人；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假说；让·布里单的有效需求理论与后世的需求理论更为接近。
中世纪时期，学者们用传统道德观去审视社会经济活动。符合道德标准的献爱心活动往往能够引发人们的热议和追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学术研究的重点。而价钱问题是那些无商不奸的生意人们用来蒙骗老百姓的花花肠子，平时闲扯都懒得提，怕脏了自己的嘴巴和纯洁的心灵；更甭说神学院、大学等等这些高雅而神圣的地方了。
也不怪我们不喜欢谈价格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确实太落后了。
一方面是因为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孤立的交换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农奴等制度还普遍存在，市场力量还远没有象今天这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为人所知。偶这辈子做得最多的生意就是用五斤包谷去村头的小杂货店换二两盐巴，你非要我说清楚价格是怎么决定的，是不是有些过分？
二是生产水平的低下导致物品的普遍短缺，人们更看重“分配”问题。我家和我家的隔壁家以及隔壁家的隔壁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指望着政府那点救济粮，看看我能分到多少，你还跟我谈买卖，门儿都没有。
三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掩盖了市场交易的实质，人们看不到市场交易的力量。我们还指望着多分点救济粮呢，哪敢对村长多往自己家里顺一点东西提出意见？那些神父和主教，人前是教授，人后是成禽兽，我们更是无从得知；据说他们放屁都带麝香味儿，想闻还闻不着呢。
经济学的出现注定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
二、曙光初现
第五章 肉包子能撑饱肚皮，真金白银能撑大脑袋
人的精神常常会和经济实力成正比。有了钱，人的精神头儿会大不一样，挺胸抬头，眼光向上，目不斜视是多数人发达之后的一个明显症状。毕竟有了钱，很多过去未遂之事现在可以遂了：过去不敢吃的鱼翅现在敢吃了，过去不敢骑的宝马现在敢骑了，过去不敢见的领导现在敢见了，过去不敢泡的女人现在敢泡了。。。 。。。于是乎，左脑的开水必定会和右脑的灰面混合，认为自己是玉皇大帝下凡、天蓬元帅转世，无所不能。加之趋炎附势之人贼心不死地把你当成马儿，不断爱抚你的屁股，“人定胜天”必然让你涌起无数豪情，明知自己不是愚公也敢移山，不是芙蓉也敢发骚。
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进程，国际贸易日趋活跃。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通过与亚洲、非洲、美洲的贸易获得了大量真金白银。以国际贸易为主要手段，以贵金属为主要财富标志的资本主义开始骚首弄姿，勾引良家汉子了。
这时，商人们开始想事情了。想想自己整天吃香的、喝辣的、穿金的、戴银的，性趣上来了还可以让那些高傲的夫人小姐们自动送上自己的身体。但社会舆论就是不依不饶，总是瞧不起咱。领导还时不时组织我们学习什么帕拉图、亚里士多德文选，实在有些让人郁闷。我们有什么错？一不偷，二不抢，还不浪费国家宝贵的土地资源，皇室离开了我们能成就那么大的家业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以关注物质和客观世界的、务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不错，吾等小民连饭都吃不饱，还让我成天去整柏拉图干啥。最要紧的首先是挣钱养家。亚里士多德他们已经见鬼，我可不想现在就去见鬼。
奥地利法官冯·霍尼克对当时出现的这样一种主张和学说进行了总结：1、尽量避免进口外国的货物。2、对进口贸易的结算最好是以货易货，不用黄金和白银进行结算。3、禁止输出黄金和白银。4、把一切原料都用于国内制造业，成品出口的价值比原料的价值高。5、国内要大力发展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6、要大力促进出口。这就是后来称为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我赚的就是我赚的，你赔的还是我赚的。
重商主义脱离了中世纪唯理主义的桎梏，一心奔着“钱”这个最实际的客观存在而去。他们认为财富的最大来源就是通过贸易盈余获得的国内的货币积累，国内积累的黄金和白银越多，财富就越多，闲钱越多越富有。显然，有了钱之后就想有更多的钱，而且一厢情愿的认为一定会有更多的钱。连俺们村出去的比尔·盖茨都说：从一百块钱到一百零一块钱是血汗，从一亿到一亿零一百万是必然。商人们脑袋里的面糊糊开始发酵了。
让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甜蜜的一厢情愿是怎么变成痛苦的单相思的。假设一个国家完全按照重商主义的主张实现了巨大的贸易盈余，并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这时，国外的黄金和白银必定在数量上要减少，相应地，以黄金和白银为价格的国外的货物必定涨价。同时，国内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以黄金和白银为价格的国内货物必定降价。价格就会引导资源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流动，黄金和白银也会跟着流动，这就是后来由大卫·休谟发现的国际贸易平衡机制。
重商主义最后还是带来了一些后果，至少西班牙的衰落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由于国内积累的货币太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基础。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英国躲过了西班牙式的劫难？这恐怕要从“人定胜天”说起。在人们通常的思维中，市场是会出现问题的。这就要求政府动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市场。政府干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管制。比如要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要取得城管的许可等等。英国和西班牙王室为了管制经济，也出台了这样那样的手段和措施。其中，经营许可就是一大特色。这样那样的管制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合理合法的理由去实施，反正没有一个管制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问题在于，王室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管得死死的，得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来运行。就连俺们村长决定砍后山的树子建新房，还得依靠副村长、村会计，村民小组长去落实呢，况英国伊丽莎白那老女人乎？
更要命的是，英国的地方行政长官不拿工资，白给王室干活。好像他们天生就欠王室还不清的人情债似的。他哥几个可不是柏拉图，天天都要吃人间烟火的。连俺们村的小寡妇要出门打工，找村长开个证明都知道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村长做交易呢，况那些出过国、留个洋，见过大世面的蓝眼珠、白皮肤，喝洋酒、讲洋话、放洋屁，敢于教坏好干部的衣冠禽兽们乎？
于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在这个过程中导致王室的“好”政策出现了问题。那些支持重商主义政策的商人们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往往利用各种形式的“贿赂”获得某种商品的经营权，这个贿赂不仅向地方，也向王室。工匠和平民为了规避管制，也是花样百出。
管制导致了英国王室和地方行政、王室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尖锐化。英国议会在斗争中最终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完全的立法权。但是议会发现，要实施制定的法律，他们面临着与王室一样的难题：行政成本太高，谷子太多还是不好扛。至少俺们村长不受议会的领导，他才不会去管议会到底出台什么法律了。即使议会管着俺们村长，财政上那点钱只够干部糊口，落他手里也不剩几个了，如何让他老人家安心干事？最后，各种各样的管制取消，自由贸易得以实现；重商主义最终破产。
英国的体制最终走上了一条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道路，而西班牙没有，西班牙的帝制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取消。
或许这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关系吧：没有哪一种政治意愿不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上层建筑在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好比我当年做小买卖，政府的干部说我上街卖二斤小菜是投机倒把，不准卖；我说行，俺家的十个儿子你来养活？他又说，财政太紧张，只够干部糊口。那好，我卖我的小菜，你做你的官，咱谁也不碍着谁最好。
重商主义破产之后，经济学终于迎来了她诞生前的一丝曙光。因为从那以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学说开始出现。人们更重视自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并着力去发现和捕捉那些符合人类社会运作特点的自然之光。毛主席总结过一个规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自然规律就是承认自己的这点小欲望，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想办法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先。
第六章 口号的作用
中国最著名的口号莫过于“毛主席万岁”，体现了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崇敬之情。口号的作用之一是让各位观众知道闪亮登场的那位的身份、地位、主张，代替了宣读简历等繁琐程序，相当于口头名片。文革期间有个著名的口号：“完蛋就完蛋，老子完蛋就完蛋”，够刺激、够直接、够亡命，一群无知无畏的暴徒形象袒露无遗。口号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政府的英明神勇，比如：“谁影响了招商引资，我们就影响他的饭碗”、“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又扎又罚～！”。就连QQ上也有口号：“这个群里静悄悄，莫非全去了怡红院”——人气有问题；“我来了，群里的美女出来欢迎”——伪帅哥驾到。。。 。。。总之：工作做得好，不如口号喊得好，要想人气旺，就把口号上～！
威廉·配第这位医生出身的哲学家，对经济学有一个重大贡献；那就是他的那句著名口号：“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高人就是高人，一下子就给财富找到了爹妈，上了户口。上述口号，广为流传；甚至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也不时会看到。所以，“One World One Dream”绝对是真理，因为连口号都不分种族、不分国籍。
问题是，如果农产品的爹妈是土地和劳动还算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土地和劳动顶多就是姚明姚大个创造的财富的干爹和干妈。还有更多的、看不见的劳务和产品，它们的爹妈又是谁？起码比尔·盖茨一定会慌神儿了，DOS和WINDOWS与土地压根儿就八杆子打不着。
威廉·配第始终认为能够找到一个衡量价值的绝对标准，并通过分析土地和劳动的数量关系试图得出这个标准。
问题是，现实中，商品实在太多，凡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都要计算它们之间的比价。这个比价实在太复杂，就拿泡澡来说吧，我们可以计算泡一次澡相当于多少斤包谷酒，可是泡澡还有很多附带服务，要清楚地计算包谷酒、脑白金之类的商品与泡澡的比价恐怕就够费功夫了，更甭提市场上那么多商品相互之间不同的比价。即使用最新的“曙光5000”不停地计算，排除死机和漏算的可能性，估计也要算到猴年马月。加之威廉·配第时代连二极管都没有，光靠算盘来回拨拉，就算是男女搭配，干这活也够累。
威廉·配第的想法是好的，只要找到了绝对价值，以后上街买菜俺们就可以揣着这个绝对价值去，老板说这个猪肉要二十块钱一斤，用绝对价值一量，上面显示：“老板良心大大的坏了，这个猪肉只能卖十二块钱一斤。”多方便啊。韦小宝去怡红院泡小姐，小姐开口要一百两银子，韦哥用绝对价值一量，上面显示：“这个小姐只值八十两银子，没昨天那位值钱。”怡红院敲竹杠的行为立马未遂。。。 。。。
aaa227 (2008-11-16 15:35:31)
个物品和另外一个物品作比较来衡量物品的价格，造就了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相对价格。
绝对价值没找到，并不影响大家做买卖，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精确计算，一般来说就是图个大概齐也就差不多了。所以，郑板桥他老人家说得好“难得糊涂”，也算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吧。
作为重商主义晚期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货币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在货币的三种职能（价值标准、交换媒介、价值储藏）中，交换媒介才是最重要的，这点和亚里士多德他老人家差不多，反正钱就是用来花的。因此，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就业和经济繁荣，而不是追求货币。这倒是体现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和谐。问题是，货币数量还是关键的，他没看到这个问题，后人看到了，至少我们也看到了。这不，加油机上显示，昨天还是六块一毛五一公升的汽油，今天变成六块三了。
威廉·配第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用实证的方法分析问题，把道德标准和科学标准分开。方法论方面较为客观和实际。这个方法应该说与当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密切相关，伽利略都知道用两个铁球来验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社会科学同样也可以效仿，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尺子。不过我倒是有些纳闷，他老兄既然要去找和永动机一样飘渺的绝对价值，为何不干脆炮制一个绝对价值出来，好歹也可以混二文稿费嘛。
他认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而是要从整个经济系统来分析问题；很有大局眼光。马克思因此将他尊崇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第七章 欢迎抢购
曾在一烈日炎炎的中午看到街边一小摊，在小摊旁的电线杆上有一醒目标语：欢迎抢购。走近一看，小摊上也就是几样不起眼的小商品，不禁哑然失笑。摊主的心情可以理解，抢购乃发财之根本，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抢手货”。“欢迎抢购”的背景显然与竞争有关，如果没有竞争，必定是奇货可居，所谓酒好不怕巷子深。如果有一天，狗屎的价值超过金子百倍，那泡狗屎就算是在珠穆朗玛峰顶上，买者也是骆绎不绝。问题是，平时的生活中，好酒是不多的，竞争才是生活的常态。
竞争必然导致我们在经营中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尽可能多地吸引顾客。是哦，俺们镇上卖化肥的那几家大户，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拉拢顾客，经常让俺这个小农民受宠若惊，享受上帝的待遇。除去老板娘搔首弄姿、降价促销的手段之外，赊销、送东西、提供技术服务等等手段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所以，现代经济学认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合约或者不同的合约结构。问题是，重商主义晚期，人们还很难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把竞争简单的认为是某种“争夺”，和抢银行差不多。不错，在传统道德观念里面，谦让是个美德，均贫富也是个理想，所以韩复榘才会有那样的感叹：干吗那么多人抢一个球？给他们一人发一个得了。
重商主义晚期有一位代表人物，名叫理查德·坎蒂龙（理查德家族是不是很有才，那位钢琴家也叫这个名儿呢）。此公有钱，不仅在巴黎经营一家银行，在伦敦也开公司，经常乘坐动车组来回跑。只不过八字压不住，被一位仆人杀害，凶手不过是因为被他解雇而心生歹意；一位亚当·斯密以前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头脑就此完蛋了。
理查德·坎蒂龙看到了竞争，并对竞争中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企业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拿工资”吃饭的，只不过，与其他人相比，企业家的工资是“风险性工资”，而其他人的是“铁饭碗”。
风险这玩意儿确实有些吓人，我们受到的传统教育也深深地刻上了风险的印记——马克思说过，从产品到商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后来我们也不断宣传，资本主义的苗比起社会主义的草来说，实在是危险之至，不铲除不行，否则大伙儿全掉坑里去了。想想偶上次背五十斤包谷上街去卖，一天下来一斤没卖出去，白瞎了我多少汗水和劳力；马克思他老人家就是英明，好多年前就算准我那天跳不过去。
问题是，喜欢风险的人既可以成为CEO，也可以成为山本五十六，还可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成为山大王，甚至可以时不时抢银行玩玩。此外，很多打工一族也很想咸鱼翻身，经常冒着老板骑在头上拉屎拉尿的风险，梦想一朝得势，必定要骑在老板头上拉屎拉尿。所以，不管你是把风险当成小蜜，天天搂着睡觉，还是把风险看成债主，遇到就躲，对风险的好恶都不是区分老板和打工仔的理由。风险的偏好分析直至上个世纪才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学家们发现，风险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制约，这是后话。
理查德·坎蒂龙认为人都是自利的，人们总是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去参与市场竞争。他提出，货物的内在价值会引导人们参与竞争，即使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一定要把你的钱包里的钱整成我的钱包里的钱，做到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但这种内在价值会协调人们的行动，做到该是你的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也不一定是我的，也有可能是我小蜜的。
这个内在价值是不是与马克思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那个价值有些相似，同时也与亚当。斯密后来提出的“自然价格”非常类同。
理查德·坎蒂龙还认为人们手里的货币不管是用于放贷或者用于消费，都会影响利率的高低。他发现，人们如果领了工资就去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没事上街买名牌，踏踏实实地做“月光族”，必定促进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从而促进投资增加——很多人必然要投资办厂，弄不出正牌货，假冒伪劣也成。一个人办不了，合伙也要办。自己的钱不够，勒紧裤带也要省钱来凑，裤带断了还是不够就去找人借钱：老婆的钱不够就找爹妈借，爹妈的钱不够就找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的钱不够就找银行。。。利率将因此提高。如果我们把钱用于储蓄和放贷，信贷市场上的资金增加了，利率必然下降。这个问题后来直至凯恩斯才算是彻底弄明白的。所以，理查德·坎蒂龙算是凯恩斯主义的鼻主了。
第八章 卧榻之侧
知夫莫若妻，反之亦然。两人只要躺在了一起，了解程度多半要甚于他人。所以，要干掉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首先是勾引他，然后了解他，最后再玩死他。因此，床第绝对是每个人誓死保卫之地。良好的开端乃成功之一半，那么卧榻之侧绝对是成功的99％，剩下的那1％非曹操莫属，曹操行刺董卓，就是功亏于卧榻之侧。当然，曹某人的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失败是成功他妈妈。后人接受教训，改床前杀人为床上寻欢，通过泡或被泡同样取得成功，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性福的人儿都是相似的。
封建社会，帝王的卧榻之侧在不断打翻醋坛子的同时，也不乏各种各样功成名就的故事。法国路易王朝是史上有名的封建王朝。路易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仅吃香的、喝辣的、穿金的、戴银的、泡靓的，还要搞好后勤保障——请几个道行高深的高人为自己修补亏损的肾脏。卧榻之侧除了各地弄来的和勇于献身的这样夫人那样小姐之外，少不了几个贴身侍卫和私人医生，弗朗西斯·奎奈就是路易十五的私人医生。
弗朗西斯·奎奈因为和皇帝比较亲近，据说也和皇帝的宠妃庞巴陀侯爵夫人亲近；往往能够得到第一手的关于国家的全面情况，造就了他学术上的一番辉煌。
路易十五的前任领导叫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意思是照得大家暖洋洋，他治下的法国老百姓据说倒是晴天比较暖和，就是肚子里没货。据说白种人的绿眼珠就是那个时候进化出来的，看什么都象红烧肉，巴不得上去咬一大口。苛捐杂税致使农民穷得叮当响、吊起锅儿甩，国民经济有如滔滔江水，一路而下。有人看到了极度不公平的税赋制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布阿吉尔贝尔抨击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改进严酷的税收制度，降低农民负担来挽救法国经济。但我们知道他那招实在是不新鲜，技术含量有待提高，毕竟在中国古代就有“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等税制改革，现在又有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等制度改革；所以，他老兄注定难以成名成家。不过他看到了国民收入与货币流量的关系，倒是为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开辟了一条道路。
路易十五时期，法国经济陷入了更加恐怖的困境。弗朗西斯·奎奈通过研读各地报送的政府工作报告，查看工业统计年报、农业统计年报、洗脚业统计年报。。。并结合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资料以及小的们的调研报告，加上网友们捅上来的小道消息以及记者们整的内参，“绘制”了一张著名的《经济表》，创建了史上著名的“重农学派”。可惜当时没有EXCEL，否则可以个给出一个链接给各位观看。在《经济表》里，他论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经济循环流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农业才是创造价值的部门，制造业无非是改变产品的形态，并未真正创造价值。因此，要发展经济必须尽可能地组织资本投入农业。
重农学派后来饱受批评，主要是他们关于制造业不创造价值的观点，除了工业资本家大发牢骚外，经济学家们也认为不靠谱，地主阶级更是寒心——按照奎奈的主张，地主将缴纳农业税。但是，奎奈在《经济表》里创建的那张表及其分析方法，却成为之后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构架。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传统、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等等莫不遵循这个方法，就连今天《新闻联播》有关宏观经济形势的报道也是得益于这个方法。
重农学派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成就了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很多人物都有五大亲密关系，上班时在QQ群里聊天，下班一起喝酒、打麻将、K歌，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随着亚当·斯密思想的成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终于迎来了诞生的那一刻。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
第九章 经济学是摸出来的
怀胎十月能生人，这是铁打的定律，但经济学就象怀了鬼胎，多少年过去了才迟迟出现。
盲人摸象的故事流传盛广，和“从前有座山”一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故事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假设，大象是我们没喝醉时的形象：道貌岸然、体态端庄、神态安详、没有皮肤病，而且任人抚摸，不发脾气不发情。如果给他们摸一头病象，还有更多的情况发生：如果大象的背上长着一个肉瘤，就会摸出大象是个包子、如果大象尾巴断了，就会摸出大象是个木桩。。。。。。
现实中，我们都是盲人，一般只看现象的局部，有些还很美丽诱人，所以我们会揣着糊涂装明白地放胆一摸，一口咬定就是事实的“真相”。
自古希腊开始，欧洲不乏名家和名嘴。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威廉·配第到奎奈，一个个都是博士后、人精；头脑不是不聪明，见解不是不精到，学说不是不精辟；但都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可以独立成型的经济学理论，原来是因为他老哥几个眼神儿不好使，摸象的时候没摸全。当然，咱的眼神儿更次，只能模模糊糊地仰望巨人们的大脚趾，闻闻他们的香港脚而已。
1776年，亚当·斯密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摸索之后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了。
回顾前面的重商主义，依稀记得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多少是以货币来衡量的，储藏的贵金属越多，财富越多；简单地说就是闲钱越多，财富就越多。巴尔扎克笔下那位脖子上系着一双臭袜子的葛郎台老兄恐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如今世上也不乏这样的同学，将成捆的钞票窖藏于地下饲养耗子，并立块贞节牌坊以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有人在。
关于闲钱为什么不是财富，亚当·斯密进行了解释，首先是金银的价值是变动的，随着金银矿脉的发现和开放，市场上金银的数量变化，导致金银的价格变化。其次是金属货币里面贵金属的含量不是恒定的，货币的实际价值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他认定货币并不是财富的实质。我们今天运气够好，刚好赶上可以验证这个结论的机会，昨天还是三块钱一碗的羊肉粉，一觉醒来，五块啦。昨晚好不容易弄了点夜草，今天打算包个小蜜，结果丫的涨价啦，开口就是一千两银子。
aaa227 (2008-11-16 15:36:00)
，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业很遗憾地在他看来没有创造价值。如果今天我们也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开展工作，服务业不创造价值，统计局的局长一定死个舅子不答应，因为GDP缩水必定使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杀伤力锐减。
我们买东西为什么要付钱？亚当·斯密提出货物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货物具有“价值”：“‘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表示某一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占有该物品所带来的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力。一个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另一个可以称为‘交换价值’。”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他也认识到，劳动这玩意儿既不能用秤来秤，也无法用尺子量，还不能数个数。因此，“这不是用任何精确的尺度来调整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争执和讨价还价来进行的”。所以，尽管有一千个理由让我们拿着超市里的东西跑，但我们还是强忍着一千个不愿意去付钱。买东西的时候不仅认为卖方的付出了劳动，我们应该付钱给他，还因为我们要买的东西对我们有用。
但仅仅只认为卖方付出劳动就应该付钱给他们，显然还不是我们掏钱的理由。他认为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必然包含作为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土地的地租。也就是说，成本也是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价格机制是亚当·斯密理论的核心问题，在《国富论》里，他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价格的形成机制。他把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实际价格。自然价格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价值，实际价格就是市场交易价格。
他写到：“每一种特定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受实际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人的需求比例所支配的。”“当进入市场那个的商品数量恰好满足有效需求的供给时，市场价格会与自然价格完全吻合，或者相差不远。”“当进入市场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小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就会或多或少高出自然价格。”“当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便会降到自然价格以下。”这就是价格供求决定论。
实际价格低于自然价格的时候，人们会减少商品生产和劳动，商品的供给就会减少，实际价格就会上涨，接近自然价格。反之，实际价格高于自然价格的时候，人们会增加商品生产和劳动，商品供给增加，实际价格会回落到接近自然价格。这就是价格调节资源配置。
上述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玉照，发现了这个机制意味着成熟的经济学形成了，因为真正的经济规律被发现了。
但是，仅仅只是发现价格机制还是不够的，要让社会财富得以增长，必须加上另外一个重要环节。
亚当·斯密通过观察一个制针厂的运行得出了他天才的结论，那就是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秘密。《国富论》的开篇就讲分工，他说一个制针厂的工人如果是独立制作一枚针，那么他一天别说二十枚，就连一枚针恐怕都造不出来，但实际是每人每天平均的产量是四千八百枚。秘密在于分工：“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通过分工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效率。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工人的熟练程度大大提高，二是节约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三是机器的使用简化和方便了人们的劳动。他指出“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实质。
有了分工，人们还需要交换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亚当·斯密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按照传统道德去积德行善。“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除了乞丐外，没有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同胞们的仁慈来生活。”
楼下那位卖百货的漂亮女老板，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能够看见她那迷人的笑颜，千万别以为她看上了你这个歪瓜裂枣，进而想入非非，淌着口水梦想哪天晚上会有艳遇，她要的是你钱包里除了你小蜜的照片以外的货色。当然你也不是什么好角色，不是为了那个副科长的位置，你会对你们单位那位脸上盖了一层不知是石灰还是富强粉的女领导那么关怀备至？当然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相信你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正是这样一种逐利行为引导人们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犯各种各样的贱，在利己的同时也做到了利他。
亚当·斯密上述利己主义的思想饱受非难，因为和传统道德观发生了冲突。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也不是时时都是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去行事的，时不时的我们也会利他的。但要看到的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产生了一系列的效果，最后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总结亚当·斯密的思想，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增长得益于两个方面：分工和自由贸易。
亚当。斯密还有另外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就传统道德进行了论述，有人认为亚当·斯密实在是有些奇怪，一方面他颂扬自私自利给社会带来了财富，另外一方面又超越了自私自利，注重道德的作用。在这里，我姑且不深究这个矛盾，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利用经济学原理对这个所谓的矛盾进行自己的分析，也试着去摸一把亚当·斯密那把老骨头。
第十章 终点回到起点
有一天，公司发了五千块钱的奖金，偶第一时间通知小蜜，两人出去吃饭，花了一千，给了小蜜一千，在皮鞋里藏了两千。回到家兴高采烈地告诉老婆，咱今天发了一千块钱的奖金，让俺老婆也着实兴高采烈一回。我知道这五千块钱迟早还得回到我的兜里。因为餐馆的老板挣了钱必定要去消费，用不完还要存银行。我小蜜、我老婆和我同样如此。那么这五千块钱要么还要被我公司从银行借出来生产那个广告上说得天花乱坠的产品；要么就要在市场上通过一番周转，被人用来购买我们公司的那个马屎外面光的产品，最后还是进入我的钱包，继续供我哄骗小蜜和老婆，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大家都知道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理，萨伊定理是经济学上的金钱守恒定理。从理论上来说，不管钱用到哪里去了，毕竟物质不灭，钱依然还在；一分钱用出去了之后，迟早还得回到原来的地方。亚当·斯密有个高徒叫做让·巴蒂斯特·萨伊。此公根据物质不灭定理推导出了金钱不灭定理：投资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意思是每投资一分钱，这个投资要么进入消费市场，要么进入信贷市场，总会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萨伊定理。
今天我们总说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两袈马车，所以要促进投资和拉动内需；两袈马车有困难要跑，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在高速马路上跑。所以我们有必要感谢萨伊，虽没给我们造马车，但至少给很多同学创造了挣稿费的机会。
萨伊定理问题多多，起码我们晓得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经常做出东西卖不出去，多收了三五斗还要赔钱。好比我那次卖包谷未遂一样，很多同学不仅被假冒伪劣坑过，也在投资问题上栽过跟斗吃过亏。两袈马车也有进保维修的时候。
关于萨伊定理，萨伊同学孙子辈的名人凯恩斯大叔对此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是后话。
萨伊同学创造出这样一个定理，本来完全是一片好心。当时英国货物在巴西严重滞销，萨伊同学说问题不在于英国生产过剩，而是巴西的弟兄实在太穷，没钱买英国的东西。之所以太穷，就是因为他们生产不发达，如果他们也能生产出很多东西，自然也就有钱买英国的产品了。
萨伊同学还说，如果他们能象当今中国一样，全民大搞招商引资，大把投资、上项目，没事就去建高速公路、宾馆酒店、洗脚城，这些投资就会变成农民工工资、老板的暴利、土地所有者的收益。大家有钱之后，不仅会去购买巴西桑拿中心的门票，还要买英国炮制的老虎油。
上次我就给乡上的领导建议，为了拉动我们这里的经济增长，干脆咱利用荒山荒坡，以村为单位整几个高尔夫球场，村民们干完活路就去打高尔夫，完全可以带动我们乡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还避免大家干完活接着干人，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显然，我无意之中使用了萨伊定理，至今仍然有些飘飘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资一定会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基金”，可以供我们存银行、炒股、买高档服装、买房、买车、买小蜜。所以，生意人一般都愿意对方好，起码一个简单的道理：对方有了钱，我才会有机会挣到更多的钱。
萨伊定理虽然是从正确的推理得出错误的结论，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非同小可。萨伊定理反映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经济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钱的最终去向说明财富分配的最后格局。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第十一章 老板，来十块钱的幸福
一日在街上闲逛，突然内急，但附近无厕，万般痛苦。好不容易憋到地方，卸下包袱，那个爽啊，瞬间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人有万般需求，也有万般满足。小时候吃一碗酱油拌饭，那是幸福；喝一碗白糖开水，那是幸福；曾经有小伙伴发出感叹：我要是当了毛主席，一定要每天喝两大碗白糖开水。长大了，生活好了，不再在乎吃吃喝喝。于是，能出去旅旅游，去趟铁岭就成了幸福；美个容、隆个胸，挺好地做女人，也是幸福。后来发达了，住好房，开跑车，泡靓妞也是幸福。可幸福这玩意儿和劳动一样，只能意会，不可测度。不可能上街去整二斤幸福来下酒，然后挺幸福地睡死过去。
俗话说得好，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实生活中，有飞黄腾达者，看上去很滋润，让人羡慕，也有生活平淡者，恬静舒适，自得其乐；还有失意消沉者，让人怜悯。他们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酸楚，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中国古代就有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那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安康社会。西方哲学里面同样追求类似的幸福生活和理想社会。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理想，人类思想上自古就有两种看法，分歧明显：一种认为，人类的利益是天然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人都追求自我利益，但经济规律会调节人们的行动，使之达成一致，最后是人人皆富有——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最后都能到达胜利的河对岸。另外一种认为，人类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导致比比皆是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个体的利益——缺乏指路明灯，就算没淹死，呛也要呛个半死。因此需要人为安排社会秩序，使之达到和谐的理想社会，人类的利益是人为一致的。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杰米里·边沁赞成后一种思想。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选择痛苦，要么选择快乐。并以此为据，对人们幸福的程度进行计算。他试图通过测算个人获得的效用来计算人们的幸福指数，加总之后获得一个“总幸福”来考察社会秩序运行的好坏，同时根据测算的结果调整政府的政策和法律，使社会秩序归于和谐。这就是被称为“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
杰米里·边沁有关幸福的计算后来归于失败，一是因为他找不到一把合适的台秤来秤量幸福，找遍所有的超市和农贸市场以及被城管追得到处逃的小商小贩，除了短斤少两的款式外，没有哪个兄弟有一把秤幸福的秤。二是个体幸福简单的加总至少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你说那个小姐好，对你的胃口，花点钱值得，我说不好，与我的型号不匹配，这两种相反的性福指数我看你如何加？这个错误后来被经济学家称为“合成谬误”——个体的简单加总并不等于全体。要把每家每户好念的、难念的经都集中起来整个总经着实是件麻烦事。
但在这个过程中，边沁看到了报酬递减规律，为后来的经济学边际革命奠定了一个基础。他的社会福利计算的方法和观点，也深深影响了后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必须落实到社会福利的增加上。
aaa227 (2008-11-16 15:36:30)
“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过年”。中国人喜欢闹热，走到哪儿都是一大堆人；地广人稀在中国多半具有贬义的意思。但近几十年来，我们饱受人多的痛苦，就拿城市交通来说吧，坐公交地铁爆堵，开私家车也是爆堵。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均算下来，啥都少。于是，计划生育成了国策，乡镇的弟兄们为了这个要命的工作，跑断腿，累弯腰，不知哪天才到头。要说这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中
国人的创造发明，早在两百多年前，托马斯·马尔萨斯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他的主张——马尔萨斯凶兆。
他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25年就翻一番。维持人类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却是以算术级数增长。他预言，要不了多少年人类必将因为粮食短缺而受到“惩罚”。
为此，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一些主张。他将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积极限制因素：战争、瘟疫、饥荒；另外一类是预防性因素：道德限制、避孕、堕胎。从学术的角度开看，他的限制性因素本没有错。但在五十年代，中国曾将他的积极限制因素作为一条罪状进行了批判，说他鼓吹战争、瘟疫和饥荒，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主张因此变得十分恐怖，于是人们敞开肚皮生，造就了我们——多余的一代。
中国人后来看到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计划生育荣登国策的宝座，“马尔萨斯范式”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原理，如同本章标题那样的标语在农村比比皆是。
马尔萨斯凶兆至今没有出现，所以，我说经济学不是用来占卜的，最好少算命，免得出洋相。
马尔萨斯学说的问题在于：
一是人口基数的增长没有按照他设想的那样快。婚前不小心怀上孩子，以致于不得不赶紧结婚，否则来不及的毕竟是少数；婚后要小孩的人折腾半天才能怀上；婚外性行为也没有产出过多的人口，且不说避孕技术够发达，很多人可以享受泡和被泡之乐而不承担其苦。就算放开胆子搞，也没有几个怀上孽种。即使枪法够准，怀上了，堕胎铺子多过烟酒铺，到处都是，补救措施立马跟上，长痛不如短痛。
二是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想象。马尔萨斯在考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了农业生产呈现报酬递减的倾向——投入越多，每次投入增加的产出反而越少，所以他难免有些悲观。他老人家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发明农药、化肥、农机具等玩意儿，更没想到遥远的东方N年后会咯嚓一声诞生个袁隆平，发明一个了不起的杂种——杂交水稻。
马尔萨斯的预言虽然没有实现，但他至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从宏观层面上看，劳动力的供给趋势。此外，分析家庭供养人口以及收入的关系过程中，创造的模式也成为后来经济学家们分析相关问题的一个范式。
马尔萨斯的预言虽然未遂，但对经济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大卫。李嘉图深受影响，提出的经济增长停滞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土崩瓦解与此密切相关。
第十三章 豆腐卖出肉价钱
一次在餐馆吃饭，菜单上有一道菜叫做“红粉玉牌”。看看服务员楚楚动人的模样，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这道菜，上来一看，原来是红烧白豆腐。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多少人靠这个发家致富，秘诀全在这招——豆腐卖出肉价钱。
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原理：不同的商品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是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不同的。我们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可以搬出这个“金科玉律”，去找老板讨个说法。说得清要说，说不清也要说，服务员再漂亮也要说。
提出这个学说的就是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这位富得每个毛尖都在冒油的证券经纪商偶然看到《国富论》之后，一门心思地、无可救药地、痴痴地爱上了经济学，并结识了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詹姆斯·穆勒，还拜穆勒为师，学到了不少经济学知识，最终超越了他的老师，成为一代经济学巨匠。
商品之所以能够卖钱，亚当·斯密说是因为商品具有价值。后来的经济学家又说商品能卖多少钱，关键在于效用的大小。大卫·李嘉图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是这样，那么豆腐卖成肉价钱的事情还会发生，那样不公平，凭什么做中餐就是好赚？
他提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所必须的相对劳动量”。这就是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他认为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标准；劳动量增加，一定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劳动量减少，商品价值也必然减少。他还试图寻找衡量绝对价值的标准，并假设黄金价值不变。显然，他老人家忘记了当年威廉·配第浪费了多少灯笼。
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没有遵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的理论，存在着一定局限，连他自己都有些郁闷：“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最初在劳动方面的花费或许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磅的橡树。”是的，连茅台酒都分十年陈酿和十五年陈酿呢。他没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做买卖与泡和被泡是同样的道理，一个愿泡，一个愿被泡才行，否则睡不到一起去。商品投入的劳动再多，价值含量再大，没有人愿意买，那也是白忙活，一文不值。
大卫·李嘉图对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的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高度正相关，货币数量多了，价格水平必然提高。通货膨胀必然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要控制价格，必须由国家发行货币特别是纸币。并坚定地主张实行货币发行的金本位制度。大卫·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为后世指明了一条稳定宏观经济的道路。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在他理论的基础上着暴露装，描描眉、涂涂口红而已。
大卫·李嘉图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各国生产相同的产品，成本尤其是劳动量是不一样的，因此主张通过发展自由贸易来降低各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比较成本学说后来成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的基础性原理。
不错，我们生产一条裤子的成本才有美国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美国生产一台汽车的成本比我们遍地开花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汽车便宜多了，于是我们就脱了裤子换汽车。再把这个原理推而广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张三擅长栽包谷，李四擅长种洋芋。让张三专心致志栽包谷，不种洋芋；李四专心致志种洋芋，不栽包谷；然后二位进行交易，结果是包谷和洋芋的产量都大幅度提高，总产量也提高；经济增长就是这么捣鼓出来的。
大卫·李嘉图还对税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的分析结果不过是说明了不同的税负转嫁的问题。比如农业税，他认为最终农业税会进入农产品价格，由消费者承担。其他种类的税收他也指出了最终的税负承担者。他的这个思想影响巨大，被称为税收对等分析法，当代经济学家对这个方法给予了诸多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是从这个方法开始，完成了他的著名学说《佃农理论》。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进行介绍。
第十四章 不包包子包小蜜
经济学有一个美得让人想入非非的美誉“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意思是经济学能够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实在是很有才。也有一个让人鄙视的绰号“经济学帝国主义”，意思是经济学特别霸道，不管是哪方面哪个部位的问题，经济学都想去捏一把。社会问题又不是妓女，只要有钱有势，谁都可以去弄一弄。
经济学开始确实没有打算把自己弄成“万精油”。亚当·斯密之前，有个叫做蒙克来田的法国人，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献给国王、王后和太后的科学》，此人为了让自己的意志变成皇室意志，一心一意地要“学而优则仕”。捣鼓出这个玩意儿，实在是应该去国家行政学院当教授。因为生拉活扯上了皇室，以后的经济学就叫做“政治经济学”。别的不说，就说当时的书市吧，不管是正版或者是盗版，不论是冠冕堂皇的新华书店还是抖抖索索的路边夜市小摊儿，经济学的书籍一般只有两本：《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弄得盗版书商忍不住呐喊：麻烦你们有点创意，天天靠黄色小说挣钱，都快挺不住了。
纳索·西尼尔在1850年修订了他此前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改版后再出版，相当于论坛改版，不挣钱至少挣点人气。他认为应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为纯经济学，只以财富为研究对象，政府管理的那挡子破事儿与经济学八杆子打不着。
西尼尔与马尔萨斯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劳动价值理论。经常和大卫·李嘉图顶牛，在各大论坛展开激烈交锋，谁也不服谁，制造了不少火帖子。当然，学术归学术，感情归感情。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学术上争论颇多，经常为一个问题整得不可开交。但私人感情却相当融洽，据说没事的时候常常“断背”，大卫·李嘉图死后还遗赠一大笔生活费给马尔萨斯，供他买房、买车、买小蜜。
说远了，打住。西尼尔同学用今天的话来说绝对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是个好鸟，提出“最后一小时”理论，替利润辩护。他说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1.5小时，只有在最后1小时才能生产出纯利润，如果减少1小时，纯利润消失，如果减少1.5小时，总利润消失。因此，工人劳动时间绝对不能缩短为10小时。这话在今天看来是丑了些，起码和新颁布的《劳动法》相抵触，应该拖出去打一百PP然后喂鸟。但里面至少隐含了一个重要原理，那就是边际原理。
他认为价值是由效用、供给有限性和可转移性三个因素构成；效用才是产生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根源；一种物品随供应量增加，效用越来越小。价值生产三要素中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是有限的。工人放弃快乐与自由去劳动换取工资；资本家节制自己的欲望，节衣缩食、忍一时之欢存一笔钱变成资本。显然，这位同学不仅完全承认了价格的供求决定论，还无意中创造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
在讨论供给有限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垄断理论，认为垄断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他的垄断理论绕口而复杂，总结起来无非两个：一个是行政垄断，一个是自然垄断。偶们村长只允许村头的小寡妇开杂货店，不允许隔壁的老杨头儿开，这是行政垄断。偶表哥住的是老屋，里面有一口老井，常年有水，四季不干。天干的年头，自来水上不来，全村都要到他家挑水去，必须看他的脸色行事，关系好的，随时都可以去，关系不好的只能晚上去。这是自然垄断。
西尼尔同学的理论尽管为资产阶级做了不少辩护，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和方法还是为后来的经济学所接受，比如取得劳动工资是放弃快乐与自由的观点，后来经济学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将闲暇做为劳动的相对价格：不上班要么在家呆着上网聊天，要么就是去泡和被泡；一些人的贫困是因为他好吃懒做。。。 。。。。甚至中国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起码一个看得见的理由是，咱就是比老外勤快！
西尼尔同学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本来是为了超凡脱俗，将经济学回归到其本来面目，就是要研究“钱”。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正如他说的那样，连劳动都可以找个相对物进行比较，那么其他的事物也被经济学家们不断找到其对应物——选择一个必然放弃另外一个。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越来越牛逼哄哄，就连为什么包小蜜都能够解释：选择小蜜放弃婚姻。这恐怕是西尼尔同学当初始料未及的。
第十五章 硬汉的逻辑
俺们那个村儿以前是有名的“脏、乱、差”，通村公路上，人、车、猪混行，年轻人谈恋爱在上面压马路，年轻的猪儿谈恋爱还是在上面压马路。进来拉货的驾驶员都说，到了你们村儿，要实行新交通规则：汽车让拖拉机，拖拉机让马车，马车让人，人让猪。加之猪儿们又不听打招呼，随地大小便。整个村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后来，俺们村儿选出了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做了村长，没两年就改变了这个状况。于是，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大伙儿的事情一定要一个硬汉；哪儿都硬的那种款式，才能办好公益事业。
十九世纪，领导英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埃德温·查德威克就是这样一个硬汉。此公在工作上向来雷厉风行，刚愎自用，得罪了不少人。经常被纪委找去谈话，反正八分钱的邮票整死个可人儿的事情在他老兄身上是家常便饭。
查德威克不是经济学家，向来没人将他归为经济学家的行列，毕竟他是个公务员。但是在工作中，他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公共管理之路，大大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为人民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和实事。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改变了公共管理的制度安排，提高了公共事务的办事效率。
aaa227 (2008-11-16 15:37:03)
英国本土领取这笔费用，上船的时候按人头算钱，然后到会计核算中心去报销领钱。领到钱之后，开船送人。虽然政府出钱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但犯人们连统舱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一路上饱受饥寒交迫和发烧感冒的困扰，熬到半路还没有享受海葬的待遇就很不错了；死亡率居高不下，六成的犯人喂了鲨鱼。后来查德威克建议，船长们要领钱可以，但必须等到澳大利亚之后按照还在喘气的犯人数量来清点人数。此计一出，犯人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死亡率仅有百分之一点几。
在给群众提供饮水等公共服务问题上，他主张将原来几家公司供给饮用水的方式改为合并为一家公司，然后政府定价，公司投标经营。结果供水成本大大降低，为群众节省了一大笔水费。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开创了公共管理的新模式，还发现了时间成本。他发现，人们以前往往在工作时间去挑水，减少了收入。
查德威克还在铁路经营等等所谓的“自然垄断”领域提出了他的建议，按照他的建议，就是由国家投入建设，然后公司竞标经营。他这些主张和建议，确实大大提高了公共事业的运营效率。
查德威克与边沁一样，都支持功利主义的主张和学说。但与边沁相比，他可以自己实施这些政策主张。功利主义与亚当·斯密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人们的利益分配，查德威克在实践中确实做到了。
但是，如果以为查德威克或者功利主义的主张背后就没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那也是个错误的认识。N多年以后，经济学家们才知道查德威克的实践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从而指导人们更加合理地去构建一个“看得见的手”的制度。
第十六章 压垮骆驼只需要一根小草儿
从亚当·斯密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百年风雨，来到了一个坎儿上。
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萨伊定理的影响甚深，他们分析问题的起点莫不是从每一分钱用于哪里开始，然后回到如何分配上。后来这个方法被大卫·李嘉图发扬到极致。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是：财富是如何分配的。他们遵从大卫·李嘉图传统，重点考察财富在地租、利润、工资等等方面的分布状况。提出了著名的工资基金学说：任何投资开始之前，都必须准备一笔钱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工资的增加必然导致资本家的利润减少。
大卫·李嘉图的老师詹姆斯·穆勒的长子叫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孩子从小就天资聪慧，聪明过人，三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八岁就学习几何和古希腊的经典了，要搁今天，肯定是北大清华的材料。也难怪，看看原材料就晓得应该如此，詹姆斯·穆勒的孩子错不了。
小穆勒十四岁就完成了相当于今天的本科课程，后老穆勒将其送到臭名昭著的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上班。这东印度公司看样子既培养强盗，也培养人才；重商主义的著名代表托马斯·孟也在这里上过班，领过工资，拿过奖金，报销过出差费。
小穆勒在东印度公司上班期间，工作比较清闲，这孩子少年老成，积累了不少知识。利用这段薪水不少，时间很多的工作时间，继续刻苦钻研，仍然汗流浃背地攀爬科学文化知识的高峰。1848年，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这本书在此后的六十年里成为各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标准教材。小穆勒因此被尊崇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
问题是，马尔萨斯发现的报酬递减现象和他的人口理论为工资基金学说挖了一个大坑：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工资基金将越来越大，利润将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投资规模的加大，报酬递减进一步降低资本的利润率，最终将导致全社会利润为零，投资将会终止，生产最终将会停滞，经济将陷入无尽的衰退。大卫·李嘉图曾经为此痛苦万分，寝食不安，连红烧肉下大米饭都吃不下去。本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的核心是研究财富的分配，隐含的逻辑起点是“蛋糕”越大越好分，可最后得出的结论恰恰是“蛋糕”越来越小，最后没了。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续沿着大卫·李嘉图传统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清晰地提出了价格供求决定论：“需求增加，则价值上升；需求减少，则价值下降。供给减少，则价值上升，供给增加，则价值下降。”他的这个认识，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上述见解，本来已经为他打开了通往未来经济学体系的一扇大门。但由于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桎梏。也遇到了和大卫·李嘉图一样的困惑。后来，他宣布放弃工资基金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此完结。
穆勒放弃工资基金学说并不是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辩护，而是处于学术上的困惑和无奈。穆勒是一个赞成社会改革的人，但他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不甚坚定的立场，导致穆勒在当时的改革大潮中两边都不讨好，资产阶级不喜欢他，无产阶级也不喜欢他。
他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认为收入的再分配不如财富的再分配，强调机会均等甚于结果均等。为此他特别要求要对遗产征收重税，限制不合理的财富积累。对于政府的作用，他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存在的，主张政府在基础教育、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慈善事业等方面强化管理和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结，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分析方法，总是以货币、地租、工资等等宏观尺度上的问题为对象，对于个人和企业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怎样生产以及怎么消费等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缺乏认识。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他们更注重财富的分配而不是价格的形成机制，虽然亚当·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总是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只关注“分蛋糕”，而不关注“做蛋糕”。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结，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此完蛋。这时，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来到它的身边，一位是个著名的帅哥，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古典政治经济学：你的那套东西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你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完蛋而完蛋。另外一位则悄悄脱去衣服，赤条条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身边，冷冷一笑：从了我，你将获得新生。
第十五章 硬汉的逻辑
俺们那个村儿以前是有名的“脏、乱、差”，通村公路上，人、车、猪混行，年轻人谈恋爱在上面压马路，年轻的猪儿谈恋爱还是在上面压马路。进来拉货的驾驶员都说，到了你们村儿，要实行新交通规则：汽车让拖拉机，拖拉机让马车，马车让人，人让猪。加之猪儿们又不听打招呼，随地大小便。整个村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后来，俺们村儿选出了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做了村长，没两年就改变了这个状况。于是，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大伙儿的事情一定要一个硬汉；哪儿都硬的那种款式，才能办好公益事业。
十九世纪，领导英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埃德温·查德威克就是这样一个硬汉。此公在工作上向来雷厉风行，刚愎自用，得罪了不少人。经常被纪委找去谈话，反正八分钱的邮票整死个可人儿的事情在他老兄身上是家常便饭。
查德威克不是经济学家，向来没人将他归为经济学家的行列，毕竟他是个公务员。但是在工作中，他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公共管理之路，大大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为人民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和实事。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改变了公共管理的制度安排，提高了公共事务的办事效率。
史上有个著名的事例就是此公的杰作。以前英国政府喜欢将罪犯流放到澳洲，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让那些人渣离自己远远的，确实是个好主意。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要向运送犯人的船长支付一笔费用，算是为犯人们买一张附送饮食和卧铺的船票。开始的时候，船长们是在英国本土领取这笔费用，上船的时候按人头算钱，然后到会计核算中心去报销领钱。领到钱之后，开船送人。虽然政府出钱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但犯人们连统舱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一路上饱受饥寒交迫和发烧感冒的困扰，熬到半路还没有享受海葬的待遇就很不错了；死亡率居高不下，六成的犯人喂了鲨鱼。后来查德威克建议，船长们要领钱可以，但必须等到澳大利亚之后按照还在喘气的犯人数量来清点人数。此计一出，犯人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死亡率仅有百分之一点几。
在给群众提供饮水等公共服务问题上，他主张将原来几家公司供给饮用水的方式改为合并为一家公司，然后政府定价，公司投标经营。结果供水成本大大降低，为群众节省了一大笔水费。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开创了公共管理的新模式，还发现了时间成本。他发现，人们以前往往在工作时间去挑水，减少了收入。
查德威克还在铁路经营等等所谓的“自然垄断”领域提出了他的建议，按照他的建议，就是由国家投入建设，然后公司竞标经营。他这些主张和建议，确实大大提高了公共事业的运营效率。
查德威克与边沁一样，都支持功利主义的主张和学说。但与边沁相比，他可以自己实施这些政策主张。功利主义与亚当·斯密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人们的利益分配，查德威克在实践中确实做到了。
但是，如果以为查德威克或者功利主义的主张背后就没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那也是个错误的认识。N多年以后，经济学家们才知道查德威克的实践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从而指导人们更加合理地去构建一个“看得见的手”的制度。
第十六章 压垮骆驼只需要一根小草儿
从亚当·斯密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百年风雨，来到了一个坎儿上。
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萨伊定理的影响甚深，他们分析问题的起点莫不是从每一分钱用于哪里开始，然后回到如何分配上。后来这个方法被大卫·李嘉图发扬到极致。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是：财富是如何分配的。他们遵从大卫·李嘉图传统，重点考察财富在地租、利润、工资等等方面的分布状况。提出了著名的工资基金学说：任何投资开始之前，都必须准备一笔钱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工资的增加必然导致资本家的利润减少。
大卫·李嘉图的老师詹姆斯·穆勒的长子叫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孩子从小就天资聪慧，聪明过人，三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八岁就学习几何和古希腊的经典了，要搁今天，肯定是北大清华的材料。也难怪，看看原材料就晓得应该如此，詹姆斯·穆勒的孩子错不了。
小穆勒十四岁就完成了相当于今天的本科课程，后老穆勒将其送到臭名昭著的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上班。这东印度公司看样子既培养强盗，也培养人才；重商主义的著名代表托马斯·孟也在这里上过班，领过工资，拿过奖金，报销过出差费。
小穆勒在东印度公司上班期间，工作比较清闲，这孩子少年老成，积累了不少知识。利用这段薪水不少，时间很多的工作时间，继续刻苦钻研，仍然汗流浃背地攀爬科学文化知识的高峰。1848年，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这本书在此后的六十年里成为各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标准教材。小穆勒因此被尊崇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
问题是，马尔萨斯发现的报酬递减现象和他的人口理论为工资基金学说挖了一个大坑：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工资基金将越来越大，利润将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投资规模的加大，报酬递减进一步降低资本的利润率，最终将导致全社会利润为零，投资将会终止，生产最终将会停滞，经济将陷入无尽的衰退。大卫·李嘉图曾经为此痛苦万分，寝食不安，连红烧肉下大米饭都吃不下去。本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的核心是研究财富的分配，隐含的逻辑起点是“蛋糕”越大越好分，可最后得出的结论恰恰是“蛋糕”越来越小，最后没了。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续沿着大卫·李嘉图传统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清晰地提出了价格供求决定论：“需求增加，则价值上升；需求减少，则价值下降。供给减少，则价值上升，供给增加，则价值下降。”他的这个认识，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上述见解，本来已经为他打开了通往未来经济学体系的一扇大门。但由于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桎梏。也遇到了和大卫·李嘉图一样的困惑。后来，他宣布放弃工资基金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此完结。
aaa227 (2008-11-16 15:37:21)
并不是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辩护，而是处于学术上的困惑和无奈。穆勒是一个赞成社会改革的人，但他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不甚坚定的立场，导致穆勒在当时的改革大潮中两边都不讨好，资产阶级不喜欢他，无产阶级也不喜欢他。
他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认为收入的再分配不如财富的再分配，强调机会均等甚于结果均等。为此他特别要求要对遗产征收重税，限制不合理的财富积累。对于政府的作用，他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存在的，主张政府在基础教育、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慈善事业等方面强化管理和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结，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分析方法，总是以货币、地租、工资等等宏观尺度上的问题为对象，对于个人和企业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怎样生产以及怎么消费等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缺乏认识。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他们更注重财富的分配而不是价格的形成机制，虽然亚当·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总是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只关注“分蛋糕”，而不关注“做蛋糕”。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结，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此完蛋。这时，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来到它的身边，一位是个著名的帅哥，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古典政治经济学：你的那套东西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你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完蛋而完蛋。另外一位则悄悄脱去衣服，赤条条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身边，冷冷一笑：从了我，你将获得新生。
aaa227 (2008-11-16 15:38:34)